（供稿人：任立侠）4月14日下午，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邀请来自米宁大学的俄语系外教、文化学副博士娜塔莉亚·什梅廖娃副教授在中心办公室举行了一场题为“文化学视域下的文本及其对文化意识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心文学与语言学团队的大部分教师聆听了此次讲座。

娜塔莉亚首先区分了文学和文化学视域中文本概念的不同。即：文学研究者眼中的“文本”是文学作品，他们研究“文本”就是要分析作家作品及其特色；而文化研究者视域中的“文本”要宽广的多：教室、天气、人类等等，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可以构成“文本”，文化学者在研究文学作品时不是关注文学作品本身，而是研究文学作品是如何影响人类思维意识的。

之后，娜塔莉亚分析了文化文本对人的思维意识的影响。她指出，随着国家间、民族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族语言的相互影响的程度也不断加深，20世纪的俄语像其他语言一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俄语的突出特点为：其一，单词的语义变得无限丰富，而人实际掌握的词汇量却变少了。这是语言作用于我们的思维的最好的证明。对于当代俄罗斯人来说，一个人的掌握了3000个左右的单词就可以进行正常交际，这3000个词的含义相当于普希金作品中出现的21000个词的意义，甚至更多。并且人们会发现，普希金作品非常优美，意义明了，而当代文学作品则既不优美，意义也晦涩难懂，它需要读者去猜测作者的原意，这是由于当代词汇的多义性造成了当代读者对整个文本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这种状况是好是坏？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一方面，人们的思维变得丰富了；而另一方面，这造成了复杂情景，当你所知道的词并不表示你知道的意义时，误解便会产生。如，文学作品有这样的句子，“А я чай знаю”，实际上，这里的 “чай”与“茶”并没有关系，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一个语气词！其二，当代人用形象性来思考问题。比如，人们并不是从颜色等方面去描绘一束花，而是比喻它像美女；一个懒惰、无所事事的人被称之为奥博洛莫夫（出自冈察洛夫的《奥博洛莫夫》），一个遭受多重苦难的姑娘被称之为安娜·卡列尼娜（出自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一个总是旅行、无所事事的人被称之为奥涅金（出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即当代人运用现成的形象、现成的文本代替了具体性质的描绘。这些现成的形象，一方面妨碍人们理解，尤其对学外语的人来说，有时会产生困难。因为你首先要知道这些形象的来历。另一方面，它们简化了人们的思考过程，并在人们的思维中保存了传统，如果拒绝这些现成的形象，那俄罗斯的传统也就丧失了。现在的法国人由于语言变化实在太快而不能读19世纪的文献，而俄语虽然也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保持了传统的形象，构词方式等，当代俄罗斯人阅读19世纪如普希金等人的作品还像读当代作品一样容易。其三，俄语在与多国族语言进行交流时，也出现了很多新含义，通常都带有奇异性，常常借自于外国族文化，并且，与谁交往多，借用谁的语言也多。比如，借自于英语的менеджер比俄语的原有词управленец, управляющий更时髦，更常用，是地位高、财富多的体现。也许，经过若干年后，世界各民族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会非常一致，尽管语言不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常常赋予语言中的常用词汇于新的意义，比如да、нет、хочу、давай、здорово等词在当代俄语中运用频率非常高，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由此丰富了语言，拓展了视野。

接着，娜塔莉亚谈到了人的思维对文化的影响。如我们俄语系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出现милая погода、лазить по горам（俄国人认为只有猴子等动物或者很小的孩子才会手脚并用地“爬山”）这样的表达，这是汉语思维意识作用于俄语的例子，这样的组合是不平常的、不典型的，但不能说这是错误，因为这类表达可能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表达。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俄语中也说Погода милая、лазить по горам。再如，人们意识到一些词汇的无用，即某个词的词义不再被人们所需要，不再使用它而使其逐渐丧失了原意，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原来在苏联时代对陌生人打招呼用语товарищи现在基本不用，尤其与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时不能用，熟人之间偶尔使用具有戏谑意味。但是尽管这个词不用了，但它的积极意义保留了下来，转移到其他词汇上去了，如现在的打招呼用语друг, дружице。比如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出现的негр一词，因为具有蔑视的意味，在当代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也不能用。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童话的发展。在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童话中，я пришел, я сделал等句型现在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实际上这反映了当时成年人的线性思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越接近我们时代的作品运用的抽象词汇越多，这表明人的思维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人的文化意识越来越发达了。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人的思维的发展的结果。如果说古代童话中词汇意义单一，人物形象及性格始终如一，对于读者来说其意义没有潜在的、补充含义，则到了现当代，人物性格越来越复杂，很难简单区分好人与坏人，故事结局也变得复杂，善恶不再很容易辨别。比如普希金的童话，孩子们读到的是表面含义，而成年人读出的含义更丰富，因为童话的潜在含义多，所以像普希金这类作家童话，已经是文学创作。

除此外，娜塔莉亚还提到，文化交往中一种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18世纪的中国文化对下诺夫哥罗德文化的影响，即是一个确切存在，却也有待考证的课题，等等。

原定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大家对外教所讲的内容非常感兴趣，尤其涉及到中俄两国人民思维方式及用词时，大家讨论得特别起劲。与会老师纷纷表示，这类讲座不仅能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也能促进我们的教学实践，更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希望以后多多开展此类活动。讲座在欢声笑语的热烈讨论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