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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意青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

时间:2019-04-01    预审:周文洁   点击量:

本网讯 /陈丽/杨晗327-28下午,外国语学院朱湘论坛2在外国语学院第一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编委刘意青教授。刘意青教授科研成果丰富,出版英文专著《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并荣获北京大学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参与主编《欧洲文学史》、《18世纪英国文学史》,编译《圣经故事100篇》,并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40多篇论文。讲座由我院韦虹教授主持,文学院部分教师、我院各系教师和研究生代表参与了聆听和交流。

27日下午的讲座以18世纪英国书信体小说”为专题,围绕18世纪小说文类兴起和早期繁荣的成因、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创作、接受和文学影响、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对书信体小说的继承与超越,以及书信体小说的当代意义四个方面展开。

刘意青教授首先从文本与理论的关系入手,指出文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紧扣文本,进而以英国小说作家塞缪尔·理查逊和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的创作经历、小说文本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读者接受等元素,分析书信体小说对现代小说的贡献主要在于四个方面:首先是书信体小说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影响到了现代主义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形成;其次是书信体小说的“戏剧性”体现在将过去事件前置化,达到语言画像的效果,这也同时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对象;在叙事形式上,书信体小说中的叙述者将不同话语层次联结起来,使人物内心欲望呈现真实性;最后,在读者接受上,书信体小说的道德说教功能和人物命运的设置与图书市场运作存在相互牵制。

在讲座过程中,刘意青教授不仅关注文本细读,而且关注18世纪小说作家之间的文笔交锋,生动风趣地横向归纳出作家塞缪尔·理查逊与亨利·菲尔丁的创作之争与各自的局限性,以及18世纪后期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对于书信体小说文类限制的超越,并不时以自己在美读博期间的学习体会,勉励大家学会细读文本,找出自己的发现。刘意青教授认为,经典文学的研究意义正是在于其当代阐释的必要性。18世纪书信体小说承载了英国文学关注人性的伟大传统,虽然其叙事形式限制了文类的发展,但是却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依然可以寻觅到这一文类融入的踪迹。

整场讲座中,刘意青教授以书信体小说的文学实例,联系18世纪英国社会状况,分析深入浅出,不断引导大家思考文学、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示出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

28日下午的讲座以“喧嚣与骚动——略谈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为题,讲座共由三部分组成刘教授首先介绍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背景,经济危机重创下的美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笼罩着“大萧条”的阴影。三十年代出现了各种批评社会和寻求出路的文学著作,反映出社会极度动荡不安,流动性几乎成为该时期小说的一个格式。接着,刘教授通过威廉·福克纳的《圣殿》、詹姆斯·凯因的《邮差总按两遍铃》和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三部小说,细致地解读了其中的重要情节,分析作品中反映的社会动荡问题。刘教授指出三十年代小说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描绘了一个变革的美国,它们忠实地反映了时代特有的面貌,并成功地传达了那痛苦但却蕴藏了无限生机的时代的气息。最后,刘教授与在座的师生分享了论文撰写经验,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化文本细读意识,苦练文本功底,深入挖掘、串联不同文本间的共性特征;第二,回顾前人的评论,向“学养型”批评看齐;第三,切忌盲目套用理论,可在论述中偶尔牵涉理论,但也不囿于使用单一的理论。

讲座结束后,韦虹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并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进一步强调了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与会教师和研究生同学也就各自研究中的困惑,与刘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刘教授广博的学识、风趣的语言、和蔼的面容、谦逊的姿态给在座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