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翻译理论研究：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扫描”之听后感）

第二届安徽省外国语言文学学会年会系列报道之六

作为第二届安徽省外文学会年会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翻译研究的权威、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柏然教授为出席年会的安徽省高校教师代表和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奉上了一套文化大餐。张教授以“全球化语境与翻译理论研究：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扫描”为题，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为什么翻译研究会出现“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对我国翻译研究前景的思考四个方面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问题，将与会师生带到了翻译研究的前沿阵地。

张教授学识渊博，根基雄厚；其报告脉络清晰，观点鲜明。重中之重，在讨论的四层面中，中西翻译研究对比贯穿始终，这一典范式的分析手法让到会听众浸染在张教授报告的精心布局之中：关注西方翻译研究的脉搏，把握中国翻译研究的导向。同时，这一手法让众多听众切实感受到，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必须从现代性的视角彰显研究的民族性，这是我们翻译研究创新的源泉。

的确，西方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有主导性的话语权，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出的声音还比较微弱。相对而言，西方翻译理论在当下已步入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中国翻译理论似乎仍在现代性的视角下关注翻译的审美层面。面对国际性和民族性这两种翻译研究思维的剧烈碰撞，中国翻译研究的创新之路在何方？张教授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性的答案。

张教授之于中国翻译研究前景的思考，破除了翻译研究过程中的迷惘，廓清了翻译研究中众多困惑，恰似一盏明灯，照亮着中国翻译研究的崎岖道路。

首先，这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翻译体系。西方翻译研究历经了从语文学范式到语言学范式的转向，又较早发生了从语言学范式到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向，研究体系日渐成熟。相对而言，中国的翻译研究历程较短，尚未构建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在当下的全球语境中，立足后现代的西方翻译研究视现代性的翻译研究模式为过时的、不可思议的。这在感情上难以令人接受，但这就是现实。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击，中国学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的研究步伐诚然不如西方，但照样可以创新。张教授在回答代表的提问时说得好：“创新并非指从零开始。我们可以借鉴他人先进的研究成果，但只要立足于自身的研究领域，得出与他人不同的东西，就是创新。”所以，相异性就是创新性，民族性就是创新性。对创新的理性阐释，抚平了我们情感上的骚动，让我们平心静气地锁定研究目标，脚踏实地，努力完善自我，同时彰显自我。

其次，这有利于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译论的丰富资源，弘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译论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华，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固然传统译论与文论画论相糅合，呈现随感式、点评式的非条理性色彩，只要中国学者潜心梳理，精心整合，是可以为译学大厦提供创新的因素。并且，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突破，具有代表性的是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性研究的护航，更多更大的成就必定会展现中国翻译研究的风采。

再次，这有利于更好地借鉴吸收西方翻译理论。中西文化渊源不同，翻译研究规范有较多的差异。但是，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中西翻译理论亦有相通之处。注重翻译实践是中国翻译领域一大特色，所以传统译论多随感式的点评。然而当代中国翻译研究不仅关注实践，也重视理论，正如张教授在回答代表的提问时说道：“翻译理论研究也是一种实践。”这一研究风气的改变，可以说是中西翻译研究交流与沟通的结果。借鉴西方先进的翻译理论，不等于简单的挪用，更不是研究思维上的亦步亦趋。我们吸收西方译论的精华，着眼于中国翻译研究的创新。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性研究的保驾，“洋为中用”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徐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