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越是写得出人意外，越能表现悲怆的境界”——追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中译本译者、翻译家力冈
总是觉得恩师力冈先生并没有离开人世，他说不定又为发现了艾特玛托夫式的新的俄罗斯作家的成名之作而欣喜不已，正在忙于新的翻译工作，所以好久没有来杭州了。
然而，最近在杭举行的“著名翻译家力冈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翻译艺术研讨会”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聆听着许多专家发自肺腑的感人的发言，我清醒地意识到，力冈先生实际上真的离开我们了，离开我们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前，力冈先生在追忆《悠悠儿时情》的童趣中，在《含泪的圆舞曲》的伴奏下，怀里揣着《猎人笔记》，乘上《白轮船》，载着他的同行《高尔基》和《别林斯基》，沿着风光旖旎的《静静的顿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风雨人生》，去会见在他笔下得以《复活》的《日瓦戈医生》，还有《安娜·卡列尼娜》、《查密莉雅》和《上尉的女儿》……
力冈先生一生坎坷，磨难重重。但是正如他所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二月》一诗中所述：“诗越是写得出人意外，/越能如实地表现悲怆的境界。”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力冈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很早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16岁的时候，他和两个年龄相仿的伙伴一起逃离家乡，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1948年底，他立即投奔解放区，入济南华东大学学习。第二年，他被推荐到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大众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为了学习先进文化，1950年，他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俄语专业。在三年的求学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从这所院校毕业。他原可以到一些大城市工作，却选择了长江中下游的一座中等城市——芜湖，来到了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外语系任教，并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截至1956年，他发表了20多篇翻译作品，出版了第一部译著《里雅柯夫小说集》，其细密的文思、优美的文笔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正当他的翻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厄运”降落到了他的头上。1957年上半年，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赶出校门，送去“劳动教养”。1960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返回学校，重新登上讲台，又开始他所热爱的文学翻译事业。不久，他便以一部精美的译作《查密莉雅》轰动译坛，成为读书界的一时佳话。可惜好景不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位翻译“苏修”“毒草”的力冈又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等到1978年返回讲台，他已过“天命之年”了，但他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从此，直到1997年去世，他的译著一部接着一部地面世，在翻译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著名翻译家杨武能说，力冈“以一系列名著佳译，为自己竖立了一座不朽的、高大宏伟的纪念碑”。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我国翻译史上。
力冈先生所翻译的作品主要是以弘扬人性为主的。在六十年代，以及文化革命刚刚结束后的八十年代，他的译著在解放思想等方面，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力冈先生认为：“人性是人类的最高美德。表现出深厚人性的作品，最能感人，最富有生命力。”力冈在人性一度成为禁区的历史阶段中，呼唤人性，力图点燃禁锢在人们心中的人性的火花，尽管为此遭受到了难以承受的磨难。但是，在悲怆境界中，他坚持不懈，用自己的译笔传达一曲曲真挚感人的、充满激情的人性的颂歌。
力冈先生之所以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发生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在精神本质上他们是相通的，艾特玛托夫也正是一位弘扬人性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曾说过，“人实质上生下来就是一个潜在的人道主义者，在他还不知道‘人道主义’这个术语时，从小就学仁爱……从爱母亲，爱自己的亲人，爱女人，爱大自然，爱大地开始，最后升华到爱祖国，爱自觉的人道主义，学人类共有的感情……同情、团结和互助，向人学习善，人的这些品质应当永远富有成果地哺育艺术作品。”
正是由于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有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广博的人类情感，有着特有的真诚、打动人心、感化人的灵魂的道德力量，所以，他的作品受到力冈先生的关注。力冈翻译《查密莉雅》（Джамиля）时，原著作者艾特玛托夫还是一个比力冈年轻两岁的尚不知名的青年作家，力冈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译成中文后引起极大的反响。这部作品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道德情操的感化，以及仁爱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反过来，艾特玛托夫的处女作《查密莉雅》在中国的翻译和出人意料的影响，扩大了艾特玛托夫在苏联的知名度，奠定了他在本国文坛上的地位。著名作家冯德英先生说：“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非常好读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蜜和酒，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在读他的作品时，甚至能闻到成熟庄稼和干草堆的气味。”
力冈先生所选择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颂扬的也是人性的伟大。小说反映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我们看到在野狼嚎叫的荒原中，日瓦戈医生在烛光之下抒写诗歌的时候，我们格外感到震撼：知识分子的心胸是多么广博，境界是多么崇高。力冈先生这部在八十年代翻译的作品，同样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和喜爱。在这次纪念会上，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题为《力冈译〈日瓦戈医生〉与我的创作》的发言，使我深深感动。王旭烽认为，虽然她从未见过力冈先生，但通过译作却已与力冈先生神交已久。力冈先生翻译的《日瓦戈医生》，她常备案头，并作为指导其创作的“圣经”，成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两本书之一。她会后还告诉我说，她正在构思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准备以翻译家为作品的主人公了。
力冈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卡里姆的《悠悠儿时情》，也是以充满诗意的抒情的笔触翻译充满诗意的感人的故事，触动着读者的心灵。作家刘白羽读了力冈翻译的《悠悠儿时情》之后，激动地说，读这样的作品简直感到“受到圣灵的诗的沐浴”。
力冈先生花费数年心血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河》，以及作品中所塑造的格里高力的形象，也是融会着力冈自己的个性的。这是一个走过曲折历程、有着悲剧命运、但性格刚毅、个性鲜明、有着自己灵魂的形象。他尽管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折磨和挫折，但他依然没有失去热爱顿河、热爱生活的良好愿望。他最后带着忏悔、带着悲痛、带着一颗几乎破碎的心，穿过顿河，返回故乡，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力冈之所以翻译《复活》，在他看来，作品所表现的也正是人性的复活。在题为《人性的复活》的译本序言里，力冈先生写道：“弘扬人性，何罪之有？！文学以情感人，《复活》正是充满了深厚的感人之情——对劳苦大众何弱小者的同情何爱护之心，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恨，对革命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这一切都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这一切都是人性的感情。”
力冈先生本人正是富有这样的感情。他为人随和、热情。晚饭之后，他总是喜欢到宿舍附近的赭山公园散步。散步的时候，正是这种“人性的感情”吸引同去散步的人们，他总是谈笑风生，以自己的友善感染着围在他身边的人群。他乐于助人，心地善良，重义轻利，扶助后学。纪念会上，上海师大教授、博导朱宪生和力冈生前挚友、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沈念驹都提及了一件感人的小事：那是在六十年代，力冈的妻子突然患病，临时叫了一辆黄包车，等到力冈扶着妻子坐上车，才发现车夫是一位大约有六十来岁的老人。他慌忙跳下车来，接过黄包车自己拉了起来，让老人跟着车子走，到了医院，他照样付给老人车钱。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即刻回想起我离开安徽师大来杭州读研时的情景。1985年的时候，我作为青年教师，在安徽师大的月薪只有50元左右，经济并不宽松。知道我就要离开安徽师大，到杭州深造，力冈先生事先没打招呼，便来到我的宿舍，拿出一个存有7000元的活期存折，递给我说：你现在需要用钱，尽管取出来用吧。我取了其中的300元钱，到杭州后买了必备的书籍，决心以自己学业的进步来回报先生。
正是人性的力量，使得他刚正不阿，宁断不弯。五十年代，当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的时候，在芜湖周边地区的许多场所他都留下了“劳动改造”的身影。面对无论怎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他都能够坚持下来，成为一个大伙夸奖的勤奋刚毅的体力劳动者。“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批斗时，造反派要他跪下，他反而将腿站得更直，当每一根棍棒打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决不低头，决不跪下，而是随着棍棒的击打越发豪迈地昂首挺胸，尽管由此导致下一步的更为剧烈的打击，直到他被打到在地，被打伤、打晕。
正是人性的力量，当祖国拨乱反正，迎来新时期的良好发展机遇的时候，他立刻焕发青春。他的刚强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事业中，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重新投身到文学翻译事业。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忠于职守，任劳任怨，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献身于文学翻译事业和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假期，或是大年初一，跨进他的家门的时候，总是发现他在伏案工作。一部部文笔清畅、韵味悠然的译作从他的笔下流出，流到读者的心田。有的读者形容读他的译作，是“如饮甘泉”。
也正是人性的力量，使得他在文学翻译中追求“敏锐的美感，细腻的文思”。力冈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文思敏捷，被誉为我国顶尖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待为之奉献毕生精力的翻译事业。他认为：“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具备敏锐的美感和细腻的文思。文学翻译重在传神，因此对原文必须吃透。”先生认为，翻译家好比蜜蜂，只有将采集的花粉完全消化了，才能酿出真正的蜜来。
力冈先生的译文神形兼顾，不仅尽力保持原文的风采，而且遵守祖国语言的规范，严谨，但又充满活力，充满诗意。仅以书名为例，他将Далекое, далекое детство, 译成《悠悠儿时情》，将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译成《风雨人生》，将Берег любви译成《爱的归宿》，都极为传神。很多读者认为，读他翻译的作品时，文思贯通，感觉不到任何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仿佛不是在读译著，而是在读地地道道的民族大师自己的创作。力冈翻译时候总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能够做到像演员一样进入角色，把握作品的内涵和人物的性格特征，分担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他翻译《罪与罚》时，由于对书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进行了深入研究，完全进入了角色，以至于不能自拔……
记得力冈先生病重期间，我在杭州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到了位于芜湖的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房里陪伴他。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受他的教诲。我只陪了他两天之后，他就催我离开，生怕耽搁我的工作。而且，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在知道自己生命的蜡烛行将熄灭的时候，所想所思仍是他所钟情的文学翻译事业。尤其是牵挂他只译了三个多月时间，约十万字的篇幅，看来他今生今世已经来不及完成的《罪与罚》的翻译。他托付我接着完成《罪与罚》的翻译。我接受了先生的重托，译了几万字之后，由于其他科研任务缠身，我让力冈先生的另一个学生——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的副教授袁亚南，接着完成了《罪与罚》翻译任务，并按时交给了有关出版单位。
可以说，力冈先生一直在文学翻译这一岗位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力冈先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文学翻译事业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原文来源于：文汇报吴笛原创）
